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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把握未来国际金融走势

时间:2015/3/4 13:40:12 来源:国际融资

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金融市场动荡难平,在各种表象之下,宏观调控政策两难、经济内生动力不强、债务压力长期持续等深层问题亟待求解。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国未来应该如何融入?未来一两年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投融资对策?我们的地方债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我们应该如何顺应趋势解决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杂志记者专程采访了世界银行集团财务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伯特兰·巴德雷(Bertrand Badré)先生,他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多年来在解决发展问题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记者:目前国际金融形势如何?未来一两年全球金融走势还会有哪些变化?

伯特兰·巴德雷:任何人都没有水晶球,可以预见未来,就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势而言,世行也不能准确地预测,但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市场上的一些发展变化趋势。

从全球宏观经济来看,我们预期全球经济形势将继续改善,但速度比较慢,事实上,迄今为止经济形势的发展是令人失望的,在过去的四五年中,经济复苏的速度低于世界银行和其它机构的预期。我们预计2015年的情况会略好于2014年,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前景的改善;欧洲的经济前景也会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日本的状况还是一个问号。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状况则呈现多元化,有的国家情况好一些,有的国家差一些,我们还不能把新兴市场国家笼统地划归为一类国家来分析判断。但从总体来看,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会继续改善。

就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来说,影响金融市场的因素来自多方面,包括石油价格的走势,包括美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对利率和美元汇率的影响。2013年当美国首次提出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时,造成利率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流动的变化。现在,美联储在这个问题上与外界的沟通更加清晰了,我们预计这种货币政策的转变将会是一个比较平缓的过程。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有可能发生重大转变的风险,这些风险将会造成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的波动,世界银行和其它机构都对这方面发展给予密切关注。然而对中国而言,这种风险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的外债规模是有限的,一万亿美元左右的外债规模相对于中国的GDP规模和债务存量而言是比较有限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汇率改革的问题?

伯特兰·巴德雷: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人民币成为全球外汇体系当中的一个币种也是一个发展趋势。从中期来看,人民币未来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一,近年来朝这个方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当然,这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在体制上做出一些重大改变以适应全球体系,对中国的外汇运作体制进行一些改革。我们非常理解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采取的渐进式做法。

目前,我们也在与中方进行密切的合作,其中世界银行(简称:世行)负责私营部门发展的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近,我们在伦敦发行了离岸人民币债券,还发行了绿色债券。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最近中国已经在上海尝试了一些举措:比如自贸区的建立;再比如中国进一步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水平;政府也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从1%提高到了2%,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其浮动空间……这些措施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努力。世界银行也在积极参与。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全球金融体系和结构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记者:有些人对人民币国际化会有担心,认为这是对传统国际货币的威胁,您怎么看?

伯特兰·巴德雷: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这件事情终究是会发生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它在发生的过程中产生尽可能好的结果,既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全世界。这就像当年大家讨论欧元的问题一样,现在来看,欧元与过去的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或者是荷兰盾相比,在外汇储备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个过程是必然会发生的,既然它必定要发生,就要让它以适当的方式发生。就融资而言,多元化的融资从来都不是坏事。

记者:近期我们将面临一个相对宽松还是紧张的国际投融资环境?

伯特兰·巴德雷: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就全球市场角度而言,还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目前的市场条件是良性的条件,但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我们不希望看到突变。当然,市场的良性程度可能不如过去,而且会有更多的差异化。有的国家获取资本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有的国家就可能更难一些。未来市场将会呈现多元化的情况,各国之间会出现更大的差异。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这一问题应如何解决?

伯特兰·巴德雷:从全球整体来讲,地方债存量依然处于可控的水平。需要注意到是,首先,各个城市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些城市的负债水平可能更高一些。其次,是地方债的增长情况。控制地方债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其它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因此,需要对地方债的整体状况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地方债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隐性的公共债务,这种债务可能不反映在国家层面,但在地方层面呈现增长的态势。中国政府2014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宣布不对地方债进行救助,这一点很重要。从宏观角度来讲,国家层面它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地方层面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地方债务的结构问题。我们看到地方债里缺乏长期债务,短期债务的数量过高,所以,需要密切监测地方债务的增长态势,使其具有可持续性,要提供适当的、长期的债务工具,使地方债的期限能够更加长期化,这也是政府为什么推动建立市政债券市场的原因,这是一项令人鼓舞的措施。中央政府采取的一些举措,包括不对地方债进行救助,包括更好地分析地方政府在管理金融体系方面应该承担的职责等,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从面临的挑战来讲,我们既不应该像过去那样让地方债毫无限制地发展,当然也不应该因为人们的过度担心使其戛然而止,破坏经济增长的势头。我们应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使地方债的发展得到适当的监控。地方债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解决的方式方法也已经到位了,关键在于怎样顺利的实施,避免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记者:您能否谈一下世行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以及它是怎么样进行基础设施投融资的?

伯特兰·巴德雷: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是世行集团在2014年发起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倡议,主要是考虑到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面临的新环境。一方面,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这已经成为制约全球增长的一个关键性的瓶颈。这项议题在G20峰会中也是一个重点,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发达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许多机构投资者拥有大量的资金,希望进行投资和获得收益,并实现投资的多元化。但是,这种情况迄今还没有发生。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平台,旨在吸引大量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发起的背景。

在这种大背景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专注于一些最为复杂的基础设施项目,从项目开始筹备到项目移交给私营部门的全过程。所谓开放型平台,就是要把各融资方集合起来,在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过程中不能有20种不同的方式,而是应该以更加协调统一的、更加专业化的方式把各个融资方集中起来,包括政府部门和开发银行,包括世行、亚行、欧投行,以及未来的亚投行,也包括私营部门的参与,如花旗银行、黑石、安联等等。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协商建立起一个合作框架,共同解决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问题,目的之一也是吸引私营部门参与。

目前关于这个基金项目的想法得到了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支持和G20的支持,现在已经有一些签约方的基金加入。2015年我们的目标就是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阶段,推出第一批试点项目。总体来说,该基金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希望能够尽快推进,而不是再写一系列的报告,希望尽快开展试点项目。

记者:对于日前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经营和发展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伯特兰·巴德雷:日前,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负责人金立群先生见过面。亚投行的建立是令人鼓舞的一件事,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全球具有关键意义,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空间是无限的,各方都有发挥的空间和余地。世行希望与亚投行能发挥互补作用,希望帮助亚投行有效地运营。世界银行已有70年的历史,2014年刚刚庆祝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我们在发展领域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亚投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亚投行是我们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期待与其开展良好的合作。从全球范围来看,长期性的资金是稀缺的,在这个领域里有专业的合作伙伴提供长期的资金援助是一件好事。

记者:您是PPP方面的专家,对PPP模式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如何看待?

伯特兰·巴德雷:PPP模式确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我们也不能低估其中的难度和风险,PPP不是万能灵药,并不是有了PPP就有了钱和一切。PPP模式是非常复杂的模式, 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就是一种资金安排,这不仅仅是引入私营部门的资金,更重要的是一个风险分担机制,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PPP模式要求深入分析相关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交通流量风险、施工风险等等,以及这些风险如何分担最为妥善。所以,采用这种模式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

所以,采用PPP模式一定要重视上游的工作,建立良好的团队,并且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机制。如果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那么,PPP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应该是一种有益的模式,能够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经验匹配起来,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对于城市层面而言,这种模式如果配备得当,将成为一种非常有益的工具。另外,中国目前正在推进城镇化,PPP模式是适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融资手段,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中国政府把推广使用PPP模式作为一个重点,地方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融资工具,但对这个工具的使用需要给予充分考虑,尤其不能低估PPP模式的风险,不能低估其中隐形的或有债务。对于中国来说,省一级或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如果事先没有很好地了解这些风险,一旦风险真正发生的时候就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会付出如此高的代价,没有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所以,对这些问题政府一定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同时,不要忘记,像其它的融资工具一样,PPP也是一种融资工具而不是支付工具,到最后总是要有人来买单用的,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纳税人,或者是双方共同买单。作为一种工具,PPP模式本身需要随着时间推移进行不断的调整。另外,PPP模式在运用中需要关注那些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的项目,要充分评估风险、分担风险,还要加以密切的监督管理。世界银行集团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多年来我们在很多国家做过PPP模式的项目,我们也愿意与中国政府分享这些经验。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下的气候问题?气候融资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伯特兰·巴德雷: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光是对中国而言,考虑到中国的地位,对全世界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和经济转型带来了一些环境成本,中国政府和国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在2014年布里斯班G20峰会之前中美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项承诺很受欢迎,也给了G20国家很大压力,在G20公报中反映出来,对讨论应对气候变化下一步行动的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也有很大影响。一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这方面,世行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世行与中国每三年制定一个《国家伙伴战略》确定我们合作的重点领域,促进绿色增长是我们的重点领域之一,世行在中国的项目中有60%~70%含有气候变化的内容。我们与中方合作开展城镇化和中国2030年发展目标的课题研究,这些课题研究中都包含了气候变化的内容。我们致力于帮助中国政府应对这项严峻的挑战。中方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涉及到农业、工业、城镇化等各个领域;比如中国政府在城市一级设立了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等等。在2015年晚些时候,我还会再来中国与中方探讨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问题。

记者:据了解,世行正在进行改革,在这过程中,世行会不会引进新模式?今后又会有哪些转变?

伯特兰·巴德雷:世行像任何一个国际性的机构一样,都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变。一个大型机构往往会有官僚化的倾向,在我与亚投行的金立群先生交流时也谈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天天去健身房锻炼,而不是每隔20年进行一次节食,我们要践行每天锻炼的模式。我希望世行是一个开放性的机构,能够每天坚持锻炼,不断地适应各种变化,更多地去倾听,更加地开放,更多地了解客户的需求,了解全球形势新的发展变化,比如油价的变化、利率的变化等等;而不是墨守成规,不断地重复同样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世行目前正在进行重大的机构改革,希望能够适应新环境、新变化。当然,改革也会引起一些噪音,但我们认为改革是必要的。

当然,与过去的工作相比,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我每天都在不断地观察和了解情况。还记得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那天,大家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尽管这样我那天晚上仍然睡得很踏实。所以,即使面对目前的改革,我还是睡得着觉的。对我来说,能在世行做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可以利用自己过去积累的经验来为世行服务。

有时候,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简单的愿景,但实现的过程并不简单,很多问题并不是私营部门或者公共部门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参与。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要谈发展问题的话,不仅仅是公共部门需要承担责任,更需要各方的参与和共同努力。比如要实现消除贫困和促进繁荣,就意味着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的创造要依赖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不可能创造出数以亿计的公务员岗位,而是要靠私营部门来创造就业岗位。我们必须理解其中的原理,一方面要由公共部门建立起相关的框架,另一方面要有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这一切并不是我原先准备好的,但我现在恰好可以利用原来的经验做一些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一种令人振奋的经历;世行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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